当阳抗战是宜昌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王翰、曾志、刘真、刘宝田等一批共产党人受党组织派遣，毅然奔赴荆当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爱国将领张自忠亦亲率部队进驻当阳，进行战前准备。当阳沦陷后，日军将襄西地区最高指挥机关设于当阳县城。战略相持阶段，中共襄西地委、襄西中心县委机关等曾扎根当阳，坚持领导敌后斗争。抗战胜利后，当阳是第六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受降点之一，见证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罄竹难书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军兵锋直指重庆。欲保重庆，必守宜昌；欲守宜昌，必重当阳。当阳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也因此成为日军疯狂进攻的目标。

日军侵占当阳的黑暗岁月里，在当阳境内实施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暴行，让当阳人民承受了深重苦难。据相关资料记载，自1938年11月起，日机先后6次、出动50余架次侵入当阳，对县城、河溶、淯溪等城镇及人口密集村庄实施狂轰滥炸，致使400余名无辜百姓死伤，房屋损毁不计其数。

当阳沦陷后，日军暴行更是变本加厉。1940年8月，制造了玉泉寺惨案，25名僧人、斋夫被杀害，千年古刹建筑与珍贵文物损毁严重；1942年7月，日军强征劳工于城东门外朱家湾修建军用机场，造成近万人死亡；1943年12月，日军在白云寺屠杀中国平民146人，焚毁房屋90余间，炸毁43间，掠夺物资无数；同年，24名无辜百姓被日军用作刺杀训练活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土龙寺惨案”……此外，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在当阳多次使用生化武器，其行径之野蛮、人性之泯灭，令人发指。

这些野蛮暴行给当阳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大量平民伤亡，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当地古建筑与民生设施更遭到不可逆转的毁坏，农业、商贸等经济领域亦蒙受惨重损失。当阳市档案馆珍藏着一组1939年当阳县政府发放的难民证，这张浸润着血与泪的证件，是战火中当阳百姓挣扎求生、临时领取救济口粮的凭证，更是当阳民众遭受灾难的直接见证。

据统计，抗战时期当阳伤亡人口总数达到87600人，其中74700余人被杀害。财产损失折合6847.59万元（按照1937年7月币值计算）。

正义审判

胜利之声，山河铭记。1956年6月9日至19日，中国人民迎来了历史性的正义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沈阳庄严审判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这场审判不仅是对罪行的追诉，更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领土不可侵犯。

其中，战犯佐佐真之助、鹈野晋太郎在侵华期间于宜昌、当阳等地犯下包括屠杀中国人在内的系列滔天罪行，最终受到法律制裁。审判期间，当阳人吕宝驹毅然出庭作证，以亲历者的血泪控诉，揭穿了侵略者的虚伪面具。

中央档案馆与湖北省档案馆珍藏大量审判日军战犯的口供与笔供档案，由两馆联合编纂的《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共收录档案413篇，其中涉及日军在当阳罪行的达68篇，字字如凿，皆是无法抹去的历史见证。

法，既惩罪孽，亦塑良知。一众日本战犯在如山铁证与正义法庭面前，当庭认罪伏法。他们中有人在判决宣告后涕泣忏悔，誓言以余生赎罪、拥护和平；部分被免予起诉的战犯返回日本后，仍坚持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铭记历史

当阳抗战留下了众多战斗遗址与珍贵史料，这些不仅是历史的生动教材，更是涵养爱国情怀、传承民族气节的重要基石。

在这片曾被侵略者战火灼伤的土地上，襄西革命烈士纪念馆庄严肃立。1985年6月18日，李先念同志亲笔题写馆名，并为纪念碑作了“在襄西献身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洪庙革命烈士纪念碑、黄林岗英烈纪念碑、铜鼓包抗日纪念塔、张自忠将军练兵驻地纪念碑……一处处纪念设施，承载着历史记忆，彰显民族不屈脊梁。每年，当阳人民都会在此缅怀那些为家国舍生取义的英雄儿女。

当阳市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系统推进抗战史料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工作。出版了《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人物与资料》《当阳抗战时期史料选辑：抗战胜利70周年专辑》及《不能忘却的记忆——当阳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图片集》等重要成果，并组织专班深入开展抗战课题调研，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抗战精神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厚重的史册，抗日战争无疑是最浸透血泪、最恢宏悲壮的一页，它用牺牲铸就尊严，以生命书写忠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应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抗战精神中汲取信念之力、奋斗之志。

沮漳河畔，风起云涌；千年古邑，意气昂扬。今日的当阳，将红色血脉熔铸于发展的脉搏，让历史回响激荡在时代的征程，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宜昌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贡献磅礴力量！

三峡日报通讯员 冯春艳 周瑜

本组图片由当阳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