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日报记者 范玉峰 胡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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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灵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发表《楚辞》及宋明文献论文112篇,著有《楚辞章句疏证》等代表作。主攻先秦及宋、明文献,尤擅《楚辞》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7项,其中6项关于《楚辞》。屡获教育部及浙江省人民政府科研成果奖。也是由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出资编纂的《楚辞大典》的第一主编。
3月12日,"名家来秭·学启新篇"屈原文化新书发布暨屈学名家讲堂活动在秭归举行。活动现场群贤荟萃,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楚辞大典》主编黄灵庚教授应邀出席,并接受了三峡日报记者的专访。
从青灯黄卷的书斋考据,到跋山涉水的田野调查,黄灵庚教授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到的见解,分享了他在楚辞研究领域的探索历程与心得体会,尤其是他对《楚辞章句》的独到解读,跳出了传统书斋的局限,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让人耳目一新。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黄灵庚教授披露了一项重要发现:在编纂《楚辞大典》过程中,他考证出北宋《楚辞章句》刻本与秭归存在深厚渊源。此次专程赴秭归实地考察,正是为了印证这一学术发现,探寻《楚辞》文本与屈原故里的深层联系。
三月的西陵峡,春潮涌动。远眺峡江胜景,黄灵庚教授被眼前壮阔的山水画卷深深震撼。那奔腾的江流与巍峨的群山所展现的磅礴气象,竟与屈原《悲回风》中“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儵忽而扪天”的意境完美契合。他不禁感叹,正是这方水土的雄浑气韵,孕育了屈原作品中独特的艺术境界,秭归这片土地,确实为屈原的作品与精神品格提供了最真实的“江山之助”。
作为楚辞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黄灵庚教授此次到访秭归,不仅为秭归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学术活力,更为我们深入理解和传承屈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名家访谈
烟雨秭归:找到屈原笔下的“江山之助”
记者:作为数次到访屈原故里的楚辞研究专家,这一次,您是否感受到学术研究、屈原作品与这片土地的特殊关联?
黄灵庚:这是第3次来到秭归了,这一次,我终于深入西陵峡腹地,目睹了高山大川;在三峡移民博物馆里,透过珍贵的影像资料,看到了三峡库区蓄水前那惊心动魄的激流险滩。我明白了屈原的品格熔铸了家乡山川的壮丽,他笔底那磅礴的气势,源自家乡的这片土地。
在这里,我也找到了《悲回风》中“烟液”一词的感觉。《悲回风》中屈原说:“窥烟液之所积”,将那种似雾非雾朦朦胧胧的状态称为“烟液”,当时读到这个词语时我很不解,但就在这次雨中探访秭归时,那笼罩在江面上的氤氲水汽,那若隐若现的山峦轮廓,让我瞬间理解了屈原笔下“烟液”的意境,也印证了杜甫《秋兴》所写“千家山郭静朝晖,一日江楼坐翠微”奇妙之境。
这种切身体验让我更加确信:秭归在屈原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屈原文化与精神绝非凭空而来,它们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之中。因此,秭归必须做好文化溯源工作,这是理解屈原、传承楚辞文化的关键所在。
记者:在现下楚辞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哪些具体路径着手文化溯源?
黄灵庚:要真正理解屈原精神的本质,我们需要从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溯源:首先是地理维度。屈原作品中展现的磅礴气势与秭归的山川地貌高度契合,这种“江山之助”的铸造是其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凡在他的作品中那种坚毅、挺拔、一泻千里的气韵、品性,只有亲历三峡山川中才能有真切体会,《楚辞》研究可以在这方面做些深入探讨,生活在秭归大山中的学者似乎更有优势。
其次是文化维度。需要深入考察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思想传统。特别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比如屈原的“美政”理想与儒家“仁政”思想的异同,这些都值得深入比较研究。
然后是文献维度。采取“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将精读原典与出土简帛等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结合。比如我们通过出土简帛,验证了《涉江》《惜往日》《悲回风》三篇作品的确为屈原所作。
这三个维度的研究要相互印证,才能完整呈现屈原精神的源流与特质。
寻踪屈子:从书斋考据到山河踏勘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从地理、文化、文献三个维度系统溯源屈原精神,那么作为《楚辞大典》第一主编,您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推动这样的系统性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
黄灵庚:通过系统整理从汉代到晚清的所有《楚辞》研究资料,按照学术传承关系进行分类编排,形成一套完整的文献丛书,为现代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同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谱系,按照丛书的编排体系,读者可以清晰地把握《楚辞》研究的传承脉络。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发掘了大量珍稀古籍。值得一提的是版本方面的发现:目前存世的《楚辞章句》版本以明代刻本为主,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正德本和隆庆本(又称芙蓉馆本),这两种刻本虽自称翻刻宋本,但均未注明所据宋本的具体信息,包括版本来源、刊刻年代(南宋或北宋)等重要细节。但是在整理《楚辞大典》过程中,我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发现了一本“熙宁辛亥夔州官舍镂版”,即宋神宗四年(公元1071年)夔州府官府刻书版本,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宋代《楚辞章句》刻本,为版本溯源提供了关键证据。据此可以推断,明代刻本是依据这一刻本翻刻。这一发现,将秭归与《楚辞章句》刊刻的历史联系追溯到北宋时期,为屈原文化的传承研究提供了新的版本依据。这是我们在整理《楚辞大典》过程中的重要收获。
记者:近年来湖北郭店简、荆州夏家台楚墓等考古成果频出,您主持的“楚辞与简帛研究”项目是否涉及秭归相关历史遗存?这些发现能否为秭归的屈原文化遗址保护提供学术支撑?
黄灵庚:目前,这一项目的出土简帛中尚未发现与秭归有直接联系的材料,但其中有大量的儒家作品,这些文献是孔子第三代子思、孟子即思孟学派的作品,作为当时的“东宫之书”,思孟学派所强调的“修身”“养气”思想,身为楚国贵族的屈原当然也熟悉这些儒家经典。
但屈原思想与孔子思想的差异尤为鲜明:孔子推崇其先祖微子投周为“就义”,而屈原作品中只提忠君的箕子、比干,对微子避而不谈;《离骚》《天问》将夏启塑造为沉湎享乐的昏君,而孔子则赞扬其继承大禹德政。这种分歧既源于思想渊源的不同,也反映立场差异——作为楚国宗室的屈原强调绝对忠诚,而孔子“有道则仕”,“无道则去”,对君王可以选择。可见屈原思想虽受儒家熏陶,其内核仍深深植根于楚文化谱系,和孔子也不完全相同。
《楚辞》研究必须在文献材料上有所突破,而出土文献是解决《楚辞》疑难问题最好的佐证材料,对《楚辞》文献的文字校勘、词义考证、屈原作品真伪的甄别、楚国典章制度及礼仪等稽钩、楚史研究的发明,均极有参考价值。但是,利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楚辞》,必须讲求谨慎态度和科学方法。
文化传承:走出课堂,走进山水之间
记者:您提到屈原思想虽受儒家影响,但仍根植于楚文化传统。那么,这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在后世是如何被传承和转化的?
黄灵庚:我们传承文化,重点就是在于传承其蕴含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就引用了屈原《九歌·国殇》中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强调诗中所体现的英雄气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国殇》中描绘了战士们奔赴战场、勇往直前、绝不回头的阳刚之气,当下社会正需要这种阳刚之气,这种精神正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屈原的精神理念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
灭楚者秦也,灭秦者楚也。楚之所以能灭秦,是因为有《楚辞》也。当年楚人冲锋陷阵,和秦人决斗时,是从《楚辞》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秦灭了,最后只剩下了项羽和刘邦两大军事集团。项羽在垓下被刘邦包围时,夜里听到四面传来“楚歌”,大惊说:“汉皆已得楚乎?” 意思是汉军难道已经把楚人都征服了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楚国人唱歌呢?这里的“楚歌”,其实就是《楚辞》,唱着《楚辞》的楚人都投向刘邦,项羽能不灭亡吗?再后来,汉武帝雄心大略,立志征服匈奴,也从《楚辞》中汲取精神营养。汉武帝之所以喜爱《楚辞》,因为他从中感受到一种能提升自己意志的力量。他绝不饶恕投降匈奴的李陵,对其进行严惩,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司马迁为李陵进行辩护,看来是错误的,与《楚辞》精神内核也格格不入。由此证明,《楚辞》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精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它的艺术感染力随着时代变迁而展现出新的意境,永远不会过时。
记者:您的《楚辞章句疏证》《楚辞异文辩证》等著作以文献考据见长,为我们阐释楚辞文化提供了参考,那您觉得目前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书斋里的文化呈现到大众面前呢?
黄灵庚:文化传承首先要让大众读懂屈原的作品,而读懂的前提是准确理解字词含义。拿“帝高阳之苗裔兮”里的“裔”字来说,我花费了大量心血去考证它的意思。要理解这个字,得从了解古代服饰入手,那时的衣服是两片式的,左边那片绕到身后,再用带子系住。拉到后面的那片衣角,形状像燕子尾巴,被称作“燕尾”。燕尾顶端,是衣服离领子最远的地方。“苗裔”的“裔”,指的就是这最远处的一点,所以用它来比喻最遥远的子孙后代。如果不把这些知识普及给大众,大家就难以理解其意。所以,这类考据需要用图文对照呈现,才能让现代读者直观理解。
要让文化“活”起来,也要讲好故事。利用生动的材料,让大家产生兴趣。比如楚人为何以“楚”为国名?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中载:“楚之先,熊绎母剖胁而生,楚人以荆疗之,因号曰楚。”宋代罗泌的《路史》也说:“熊绎母妣厉,胁坼而生,荆人敷之,因曰楚。”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简,有篇名《楚居》的文章,也记载楚先熊丽出生,通过剖开肋骨分娩,母亲妣身虽然死了,熊丽却生了下来。巫医剖腹的工具,是一种名“楚”的带刺灌木,楚人觉得这种名“楚”的灌木太神奇了,于是国名也叫作“楚”。后来,楚人在自己国都的周围都种植这种带刺的楚,作为楚族裔孙的保护物,所以在楚昭王以前,郢都不筑城墙,种植“楚”作为城墙。郢都有城墙是楚惠王以后的事情,为令尹囊瓦所建。
这种关于以“楚”为国名的讨论特别有意思,生动展现了楚人将自然崇拜与族群起源相融合的文化想象力,折射出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也能让听到故事的人对此产生兴趣。
再者,让文化走出课堂,走进山水之间。在秭归这片孕育了屈原文化的沃土上,让青少年亲身体验《楚辞》的魅力尤为重要。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在西陵峡畔、香溪河边朗诵《渔父》《国殇》等经典篇目,让他们在实景中感受“路漫漫其修远兮”求索精神,体会屈原笔下“终刚强兮不可凌”的浩然正气。当前,《屈原列传》部分内容已入选高中教材,我们也可以精选《渔父》《九章》等通俗易懂的篇目引入中小学课堂。这些作品语言优美、情感真挚,配合秭归独特的山水景观,能让学生在朗诵中自然而然地理解屈原的精神世界。
记者手记:
从1968年那个偶然与屈原相遇的夏天算起,这位老教授已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献给了楚辞研究。得知要采访这么一位鸿儒,作为中文系的后学,我一怕露怯,二怕自己不够专业的提问会唐突了这位老人。还好,黄教授十分亲切。
3月12日中午,会议结束,身着红色冲锋衣的黄教授径直起身,我也连忙上前致意,交谈间得知,这位八旬学者竟是从金华启程,经南昌转车,辗转来到宜昌。随行的还有黄教授86岁的夫人和他所带的博士生肖选博。原来,在2024年12月,黄老先生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其夫人与学生实在无法放心让他独行,便一起陪同来宜。
采访中,谈及AI、IP等新潮话题时,他谦逊摆手;但说起《楚辞》考据,那些之于我而言,竖排的、繁体的枯燥文字便在他口中生动起来,化作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他是极具想象力与行动力的,"我当时花了半个月去找‘烟液’的感觉",他回忆道,眼神中闪烁着学者特有的执着。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他穿行在楚地山水间,用脚步丈量着每一个字句的深意。他是专注且细心的,“‘苗裔’的‘裔’,指的就是这最远处的一点”,说着便快速地将他论文中的配图拿出来细细讲解,他用手指沿着图案边缘细细描摹,仿佛在与千年前的文字对话……
临近尾声,黄教授突然停下话头,略显迟疑地问道:“我说的这些东西有用吗?”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一怔,随即郑重答道:“怎么没用呢?”随即黄教授爽朗的笑声穿透了大堂,与窗外的雨声交织,在秭归的暮色中久久回荡。
本文图片由黄灵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