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华
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位于江汉平原与鄂西山区的交汇过渡地带。当时的春光村叫春光大队,上面还有乡政府,乡政府就设在春光大队。一条不算长的土岗由南至北,伸向鄂西北方向。以乡政府为中心,岗上建了学校、卫生院、供销社、理发店、食品站、粮管所……规模虽都小得可怜,但五脏俱全。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所以岗上的每个单位和大多数人我以前都很熟悉,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加上记忆的丢失,基本上都已不在,或都已忘却。但供销社一直在我脑海里存储,无法抹去。
很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要买个生活物资,除了供销社,没有其他选择。供销社一百来平方米的面积,不大,砖瓦结构。屋内,靠里摆着一圈柜台,柜台是用木架镶嵌玻璃组合而成的,粗糙而结实。柜台里,摆放着并不算丰富的货品,还分区,如卖油盐酱糖的食品区、卖肥皂洗衣粉鞭炮灯芯的日杂区、卖针头线脑后头还竖着货架码着成捆各式花色的布料区,等等。供销社除了供应那些芝麻粒大的单位,面对的就是周围的农民了。但那时,农民手里都没钱,想买东西也没钱买,加上还要凭票,因此供销社平时人少得可怜,尤其到了农忙季节,更是冷清得很。
但那里却是我们童年里的天堂。我们一帮小伢子经常三五成群往供销社跑,因为那些摆在货柜中货架上能吃能玩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太具诱惑和吸引力了。它里面有一股各种货物混合在一起特别好闻的味道,我每次走进去都恨自己肺小,不能把味道一下子全吸光,然后带回去跟牛一样反刍,慢慢享受。
那个年代没有谁家日子好过,物价虽然便宜,多数农民家里却连买盐、买点灯用的煤油都指望着鸡下的几个蛋。每家的娃又不止一两个,哪有钱给孩子们花。因此,我们去供销社,都是步调一致地看得多,买得少。售货员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二十几岁,长得胖乎乎的,女的四十多岁,却长得瘦。
我们与供销社间发生的趣事也不少。这天,王老幺不知从哪弄了一分钱,在我们面前炫耀,要去供销社买糖吃。大中午,供销社里除了那个梳着分头的男售货员,一个顾客都没有。男售货员趴在柜台上正打瞌睡。王老幺跟我都还没柜台高,他踮起脚,将一分钱举起,朝柜台上一拍,大声说:“买糖。”
男售货员吓了一跳,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拿起钱看了看,看了半天将钱朝王老幺一丢,说:“开什么玩笑,两分钱一颗糖,你拿一分钱来耍我玩吗?”
王老幺估计也没想到一分钱连一颗糖都买不着,愣了,但这位后来考上名牌大学的伢,那个时候就显出了他非同凡响的聪明与智慧,他将钱再次拍到柜台上,说:“买半颗。”
男售货员也愣了,他估计没料到这个小孩会这么不按套路出牌,倒笑了。他将钱放进抽屉,然后从盒子里拿出一颗水果糖,剥开糖纸,用两个手指捏着糖的一头,另一头塞进嘴里用牙齿咬住,“咔嚓”一下一咬两半,半颗他留自己嘴里,另半颗他则递给王老幺。
真是甜啊,虽然只有半糖。吃着糖,我对王老幺说:“你将来肯定能当诸葛亮。”
那个时候过年,每家每户都会买几挂鞭放,但那是属于整个家庭的鞭。对于我们小伢子,有无自己的鞭,鞭多鞭少不仅是玩,还是个面子问题,可以少买,但不能不买,若过个年一挂鞭都不买,那面子就丢大了。所以我们总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弄些鞭攒着,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玩,拿出来比。但那时小伢子们手里根本就没钱,要买一挂属于自己的鞭,得靠平时一分分地攒钱,或腆着脸找大人要。供销社那时卖的最小的一挂鞭是一百响的那种,标价一毛九分钱,这个价格几年都没变动过。一百响若是一次性放,点燃身都没转就炸完了,所以没人会这么玩的,都是揪下来一颗一颗地放,年不过完一挂鞭绝不放完。那年,快过年了,我从枕头底下拿了我攒了一年的钱,兴冲冲地去买鞭,只有那个女售货员上班,我把钱递给她,说:“买挂鞭。”都是零钱,她一分一分地数,数去数来却差一分钱。我当时就毛了,眼看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去哪弄这一分钱去。我看着那个女售货员没有表情的脸,彻底绝望了,只好拿着一毛八分钱离开,我步履沉重。谁知,当绝望中的我一只脚已迈出供销社大门时,背后却传来女售货员的声音:“你回来。”
我回去的结果,是她只收了一毛八分钱,给了我一挂一百响的鞭。我实在无法表达激动的心情,看看手里的鞭,看看她,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从那以后,我再看她时,觉得她没以前那么难看了,而是漂亮了许多。我由此悟出一个道理,人美不在外表,心灵美的人才是真美。
小小的供销社,承载过我童年与少年时的快乐与忧伤,甜蜜与苦涩,希望与失望,让我看到了一幕幕特殊时期与社会背景下的众生相,也开始品尝到生活的百般滋味,有些情怀甚至一直依偎与伴随着我,温暖、感动和滋养着内心。我回乡时总会去那个供销社的旧址看看,一块砖一片瓦都早已没了踪影,但我的眼前还是会浮现出它曾经的样子。一如一个人行走,走着走着就走入老境,走着走着就化为尘土与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