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智

傅雷在《<贝多芬传>译者序》中说：“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读到这段话，我怎么看它都像是对我辈先贤屈原的评述，真实的苦难、克服苦难的壮烈、承担残酷的命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不就是屈原的行迹和心志吗？

屈原是贯穿古今、令人闻之动容的悲剧英雄。他所处的时代，楚国贵族统治集团擅权误国，政治生态被他们摧残到是非混淆、香臭莫辨、黑白颠倒、上下易位的地步。屈原有志于改变这一切，然而，在任性的朝堂上，“美政”理想难于实现，身受贬谪，他因“初心”使命蒙受灾难；在信义缺失、不辨是非的生态中，知音难觅，屈原身陷毁誉灾难；在悲天悯人的情怀里，他珍视的情谊成为他悲剧人生的第三根“支柱”。《离骚》文末有“乱”篇，“乱训为理。”“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清高志向受打击，正道直行被排挤，美政理想成泡影，奔走四方无知音，眷恋故国难舍弃。“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段描写让人不忍卒读！

面对困境，屈原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选择了舍命抗争。一方面，他上下奔走图谋救国于危难；一方面，他奋笔疾书，情真意切地陈述自己的理想、品行、志趣，以至于到了呼号的地步。司马迁认为：“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的作品中有忧思、有闷忿，然而，不可为而为之、赴死却不顾的执着却不是“埋怨”二字可以概括的。呐喊的屈原，主导其言行的必定是心志——他那执着的信念。

谈到信念，笔者头脑中浮现的尽是世故圆滑、讳莫如深的嘴脸。试问，“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有信念吗？答案是肯定的，但看关键时刻的人心向背。在强权和暴力的威逼下，众人行止各作选择，或事不关已明哲保身、或曲意逢迎圆润世故、或恬退隐忍避其锋芒……当此时，坊间也会有这样言语交流：“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因为人们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对于主流社会而言，恬退隐忍不过是表象和权宜，正道直行才是信念和理想。“不争”如水，水也有“意志”，那就是“水往低处流”，因为低处“安稳”。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没来由的将水置于高处，到一定时候，水就会奔涌而出，致使泥沙俱下。所以，古人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现代，英明的政党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楚国不行“美政”而败军失国，屈原因此“自沉汨罗”，令楚人痛惜不已；秦国不行“仁政”而“二世而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言犹在耳，屈原的呐喊唤醒了楚人的内心信念。

屈原的信念是清白人生、正道直行的宣言。面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环境，屈原在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他选择相信，相信当世之人的良知，相信后世之人的理性。“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他不惜以自身的毁灭来作唤醒世人、启发后人的警钟。

屈原之后千余年，苏轼写下了《屈原庙赋》，“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既有顶礼膜拜的崇敬，也有惺惺相惜的叹息。“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经历磨难的苏轼却做出了“全身远害，亦或然兮”的选择。苏轼因“旷世”的才情和“豁达”的心胸而闻名，然而，他的“旷达”始终有着“活命”的考量。弥留时刻，好友维琳方丈在他耳边说“现在，要想来生！”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好友钱世雄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轼说“此语亦不受。”这是他最后的言语。“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在生命尽头，看穿人情、看清人性的苏轼不再通达，而是选择执拗、选择“不相信”。

屈原不惜性命、选择相信，苏轼“全身远害”、选择不相信，他们考量得失的信念基础是不同的。司马迁评价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称颂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恰当的。身为读书人，我辈喜爱苏轼的才情；身为文化人，我辈珍爱屈原的才华和信念。

屈原的信念凝结成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构件。几千年来，一个不屈的灵魂伴随他那骄傲的声音时刻提示着芸芸众生不要迷失方向，而要追求正义和尊严。屈原用热忱的态度、清醒的思想、大无畏的行动启迪着后人的心智、引领着后人的行动。这种力量不是矫情的、功利的、宗教的、政治的，它是人格的力量、信念的力量。

生民代代相传，信念生生不息。从少小到年老，行走在屈乡的土地上，我们用心感受着屈原。他用信念指引着我们，他作榜样给我们示范，他温和地注视着我们，暖意中，我们领会到无限的信赖和无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