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今起三峡日报推出新闻副刊《墨池苑》。《墨池苑》将着力打造《名家访谈》《三峡艺评》等特色专栏，邀请和采访各领域名家对三峡宜昌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度解读，剖析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发展趋势。

人物名片

陈亚军，主要从事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出版过诗集《流过忧伤》《摇曳的雨帘》，散文集《碎月》《方向：生活》，纪实文学集《只为那个诺言》《魂撼天地》（合著）《万山红韵》等。曾获全国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称号。诗歌《船的果实》曾获全国精短诗大赛一等奖。报告文学《魅力在荧屏之后》收入《自强之歌》一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鸟也寂寞》在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中获金奖。《亲历者的报告》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壶关峡谷行记》获徐霞客杯游记大奖。所编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作家要始终关注国家发展，反映时代生活，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2024年9月30日，宜昌市作家协会组织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创作采风暨新时代文学创作培训在茶乡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举行。我国著名作家、《民族文学》主编陈亚军受邀参加“五峰天麻传奇”文学采风活动，为近百位宜昌文艺家作了以“文学创作与时代内涵”为主题，以文学创作中的“时代追问”“社会拷问”“人性探问”为关键词的文学讲座。她结合自身文学创作的感悟、数十年编辑工作的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状分析等，分享了文学创作的收获与责任，探讨了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主题意识，民族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等课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她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书写时代生活，是作家的使命和荣光。”

名家访谈

新时代文学要关注时代生活

记者：陈主编您好，您15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还在全国中学生民意测验活动中，被评为中国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之一。后来，您一直在写，出版了散文集和报告文学集。您说，您也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创作感悟与收获。

陈亚军：当了编辑以后，就很少有时间写东西了。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能多写一些，让自己沉浸在文学创作状态中，那是很好的；如果还能写出叫读者有所感动的作品，就让生活更加有了意义。面对时代变化、社会发展，有很多东西需要深入了解、提高而后艺术化地把它们写出来。我到过很多城市，也去过偏远乡村，我常常为那里的人和事，去思去想；为那里的变与不变，寻找应有的逻辑关系。

记者：2021年12月，中国作协提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创作计划的现实意义。

陈亚军：在2021年召开的中国作协十代会上，中国作协提出“新时代文学”概念。中国作家协会启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实施，既是向经典致敬，又是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的重新出发。20世纪50年代，作家周立波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创作出《山乡巨变》。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时至今日，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历史巨变中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被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吸引。

中国作协的这两个活动，是文学界的大事。这是以文学力量触摸新时代的脉搏，以积极能动方式向全社会的文学号召，推动文学从“高原”向“高峰”攀登。我认为，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是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大局的题中之义。在重大历史关头始终在场，是彰显文学创作的新担当、新责任和新使命。当然，这个计划的推出，也是培育一批有朝气、有潜质、有创新精神的文学新人，召唤那些身在山乡基层、饱含创作激情的新生力量，从身边的人们创造美好生活实践中采集创作题材，以山乡人写山乡巨变的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记者：“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一项长期开展的文学行动，作为主题性创作，作家应如何把握主题性题材创作的审美内涵？

陈亚军：这是作家应该认真思考的话题。如何把握主题性题材创作的审美内涵，我认为主要做到“三个聚焦”。一是聚焦历史与现实的逻辑联系。我们今天做什么怎样做，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我们要读懂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意义，创作有历史纵深感的文学作品，没有对历史的了解和理解，就看不清农业、农村和农民现状的变化和发展。如果我们坚实把握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客观性，就能够深刻领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一新时代新现实之内在逻辑联系。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文学创作，就能在历史框架内产生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二是聚焦人性的复杂样态。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是艰难的，要面临多种问题和复杂矛盾，文学创作应直面这些问题和矛盾。在文学典型的构建中，应寻求“卑贱”与“崇高”的统一。要追寻人物活动的内在依据，表现人性深处善恶的交错、交战和激荡，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和高度概括力的文学形象。三是聚焦社会实践的辩证思维。我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人。而所谓山乡巨变，乃是人们改变了环境，同时环境也改变了观念、蕴育了人的精神。山乡巨变题材创作要避免简单化处理复杂环境下的现实生活，而应从深入乡村生活经验和辩证思考中获得叙事的思想高度和审美深度。

文学创作是对人生之道的坚守

记者：您在讲座时多次提到，文学创作离不开“人生、人性、人道”这六个字，这六个字的丰富内涵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亚军：“人生、人性、人道”这六个字，实际上是我这么多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一个思考和总结。《文艺报》今年刊发了我的一篇题为《文学拥有“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的文章，其中我主要就文学与时代关系谈了三个观点，即文学创作是对时代人生的叩问、是对复杂人性的揭示、是对人生之道的坚守。文学创作是一种以人为核心、旨在促进人精神成长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作家通过作品影响读者，促使他们改变思想，进而参与具体的实践。与此同时，作家在写作中也得以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可以说，文学内外都关涉社会、关涉生活、关涉人。所以，我们应该将人生、人性与人道综合起来，让文学能够更加深刻地影响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广大读者。

比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样的矛盾，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时代的主潮，是发展的大势。我们的文学也应该聚焦这样的主题，从各个不同领域，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又比如，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创作是传承中华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学表达，其评判之道就看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融合史，我们的文学创作要将这一进程生动展现出来。要关注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因子的融合，并善于将史料融入文学的叙事之中。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不论写什么题材，都离不开人生、人性、人道这六个字。作家的任何写作都是围绕这六个字进行的，就是看你怎么才能写出那种独特的，有陌生化、疼痛感的作品。

记者：您刚才提到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要有陌生化、疼痛感，怎样理解文学的陌生化和疼痛感？

陈亚军：文学作品的陌生化、疼痛感源于文学理论，重于创作实践。陌生化这个著名的文学理论，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该理论强调的是在内容与形式上与人们常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出现反差，在艺术上超越常境。陌生化的基本构成原则，是表面互不相关而内里存在联系的诸多因素的对立和冲突，从而给读者在情感上的刺激或震撼。这种文学作品陌生化氛围的营构，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的陌生化、人物形象塑造的陌生化、故事意境营造的陌生化。陌生化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艺术效果。

我们说的文学作品的疼痛感，是作家通过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描绘，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的一种疼痛或者不适的情感体验。这种疼痛感的体验源于对人性弱点、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它是在让读者心灵受到震撼和情感受到冲击的时候，能更深刻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性的光辉与阴暗、社会的进步与矛盾。文学的这种疼痛感是有着重要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的。

记者：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很强的精神活动，它通过文字描述现实生活，表达情感、思想和意象。这种陌生化、疼痛感如何在作品中客观的生动地表现出来？

陈亚军：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写出有陌生化、疼痛感的作品来，主要在于题材的选择、意境的营构、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表达等方面。特别是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文学作品其实就是语言艺术，文学作品是通过语言塑造形象、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的；要善于使那些日常生活中为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法规则转化为一种新的形态、新的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如《尘埃落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以麦其土司家族为叙事背景，展现了康巴藏区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对于土司制度形态、生活样貌的了解，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特别陌生的，而阿来将创作题材涉及这个领域，并以宏大的叙事呈现，体现了他独特的超常的社会观察和思考能力。另外，阿来的语言也具有很强的陌生化特质，他过去写诗，他的作品中时常有诗歌出现，这就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充满了诗意，呈现出磅礴的艺术张力。

说到文学的疼痛感，我感触最深的是作家余华的作品，那种疼痛感是非常强烈的。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就是代表作。他近乎冷漠的文字和小人物命运的走向，让我们总有一种全身战栗的感觉。当然，说文学的陌生化、疼痛感，并不是说要哗众取宠，而是要对社会生活有敏锐的洞察、思考和解剖，写出对人性有反思有警醒有哲理的作品，让人们在这种反思中看到文明的光亮，让身心得到治愈，让精神得到升华。所以，作者在创作前，一定要思考三个关键词，即时代、社会、人性，要多思考，多储备。作品要发表，拿给编辑去看，要能够让他眼前一亮。

现实主义创作必须坚持对真实性的追求

记者：您提到现实主义创作必须坚持对真实性的追求，作家在创作中如何把握好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陈亚军：匈牙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卢卡契曾指出：“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的镜映，而是对客观现实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是对社会生活的整体的反映。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要有强烈的“三问”意识，概括地说，就是向时代的追问要哲思，向社会的拷问要思考，向人性的探问要情节。

比如把握好复杂的人性的探究，是作家在各个题材的创作中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当下的山乡巨变题材创作正如火如荼推进。我们面对的任务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是艰难的，存在多种问题和矛盾，也会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样态。因此，在创作中，我们要看到乡村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发展成就，同时关注具体进程中的困难及其人们对困境的“超克”，呈现出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塑造出可信、可爱的人物。为此，应在具体情境中去观察人性，看到人性“美”与“丑”的对照。

记者：现实主义文学提倡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现实主义文学与文学创作中的“现实题材”的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亚军：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我想，这是一个课题，这里面的关系内涵，有认识的，也有方法的，就是哲学层面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理论或规则为遵循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文学创作中的“现实题材”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但现实题材的作品不能等同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不仅仅体现在时间和空间的“现实”，而是有比较宽阔的视野，还包含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好的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到社会，有时它就像文物一样，多少年以后，作品所承载或透露出的社会信息，足以察觉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把握那时生活生存的密码。高尔基说过：“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列宁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记者：您讲到民族文学创作要有一个基本的深刻的底色，如何理解“底色”二字的深刻内涵？

陈亚军：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学表达，每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品，无疑都离不开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凝聚民族精神这个主题。民族文学创作，要有一个主线，有基本底色，那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就应该有思想启迪、艺术熏陶。这个主线或底色提升了民族文学创作的思想性，为发挥创作者主观能动性、促进文学创新指明了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形成强大凝聚力、向心力的核心原因，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作为文学创作者，无论写什么题材，心中要有国家和人民，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

记者：据了解，这次宜昌五峰之行，是您第二次来到宜昌，请您向宜昌的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对宜昌的印象。

陈亚军：是的，这次宜昌五峰之行，是我第二次来到宜昌。第一次来，是在2022年9月初受邀参加由宜昌市委宣传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名家名刊看宜昌”活动。宜昌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座磅礴大气而又充满生机的城市让我震撼。宜昌文化底蕴丰厚，有“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屈原，有民族和平使者王昭君，有国之重器三峡大坝，有壮阔秀美的自然山水，还有热情乐观、充满创新拼搏精神的人民。这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了一大批文艺创作人才。我了解的宜昌作家温新阶、陈刚等都在《民族文学》发过不少作品，温新阶老师的《他乡故乡》还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宜昌有一方文艺创作的沃土，祝愿宜昌的文艺作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多观察、多思考，以大境界、大格局，创作出能生动、全面反映新时代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优秀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