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

人物名片

畀愚，原名张畀愚，1970年生，浙江西塘人，一级作家，现供职于浙江文学院。1999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当代》等文学期刊。部分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或译介到国外。曾出版长篇小说《碎日》《江河东流》《云头艳》《瑞香传》等，中短篇小说集《叛逆者》《罗曼史》《欢乐颂》《通往天堂的路》等。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上海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金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等。

有人说，畀愚这个名字被更多的大众所熟知，是因为一部《叛逆者》的电视连续剧。事实上，作为《叛逆者》小说的原作者，畀愚已在文坛扎扎实实耕耘了20年，而且成果丰硕。29岁那年，这位出生于浙江嘉兴江南小镇的青年工人，开始尝试小说的创作，不到一年时间，便在《清明》文学期刊发表了处女作，从此与文学结缘。20年里，他用10年时间写当代题材，用10年时间写民国题材，作品屡见于国内知名文学刊物，多次获上海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

10月26日晚，2024长江文化艺术季·“遇见长江”长江文学周闭幕式、“长江文学之夜暨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颁奖盛典”在三峡大学举行。受邀参加长江文学周“中国作家长江行采风”的畀愚，也出席了颁奖盛典活动。围绕文学创作经历、小说的电影化写作、文学的时代性等话题，畀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名家访谈

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步虽不早，却是很幸运的

记者：畀愚老师，您好！您约30岁时在《清明》上发表了处女作，此后，优秀作品不断。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您自称是“晚熟的创作者”，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创作经历。

畀愚：仲谋兄好！我是1999年开始文学创作的，那时将近30岁。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清明》上。关于我的文学创作道路，我认为是起步晚的，因为我几乎就没有过文学青年的那种经历，所以我称自己是“晚熟的创作者”，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步虽不早，却是很幸运的。其实，在青少年时期，我更喜欢的是绘画，花了很多时间在素描与水墨画上面，潜移默化中可能也形成了个人审美，这种审美对我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也形成了自己小说的风格。

那时候，我也喜欢看书。我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江南小镇上，镇上唯一的一家图书馆是工会办的，里边的文学书刊不多，记得有《收获》《当代》《十月》《花城》4种刊物。那时我的空闲时间比较多，就经常去看，发现小说里描写的生活，也是我看到的，我周遭所经历过的生活。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于是，在29岁那年，我就开始了写作。我知道，写作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走上这座桥的也没几个。

因此，我给了自己一个限定，埋头写两年，如果不能有所突破，或者看不到一点希望，我就放弃，再去从事别的行业。我大概写了一年不到，第一篇小说《单五一的最后一天》就在《清明》上发表了。接下来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在创作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就是后来的长篇小说《繁华》的作者金宇澄。

记者：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总会遇到几位知遇之人，并得到帮助和指引。请您介绍一下《上海文学》和金宇澄老师当时给了您哪些方面的鼓励和引导？

畀愚：可以说，是《上海文学》与金老师给了我莫大鼓励，并打开了我写作上的局面。金老师当时是《上海文学》的编辑，主编是蔡翔，后来金老师也担任了《上海文学》的主编。当时我寄给他的是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婚姻》，没多长时间就刊发了，之后他给我写来一封长信，问我还有没有其它的小说。

我回信说没有。我因为没有文学青年的经历，以前也没有创作积累，都是写完一篇投一篇的。其实，那时候，往哪家杂志社投稿我都不知道，记得当时的杂志是在新华书店售卖，我有一次专程赶到县城，把新华书店里所有的文学杂志各买了一本，就是为了要封底上杂志社编辑部的投稿地址。他看了我的回信就说，让我再写一篇给他，我就又写了一篇给他，这篇发了，我又写了一篇，他又给发了。接着，他又给我来信，让我写个中篇试试看，于是我就写了个中篇。

我用一个童年的视角，写了自己小镇上的一些生活，这个中篇叫《六月的阳光》。当时写完后，很快在《上海文学》刊发了。这一年里，我在《上海文学》发了5个中短篇，这也创下了《上海文学》杂志的发稿纪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就这样，我也从一个小镇青年成为了一名青年作家。

我至今都记得有一次到上海出差，我去《上海文学》编辑部拜访金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文学》编辑部，巨鹿路675号那幢洋房是许多写作者心中的圣地。后来就常来常往了，跟金老师聊的也不光是文学与小说了。我记得他曾对我讲过一段话，至今都有警醒作用。他用小说家的思维举了一个例子，说当一个人有了一双银筷子后，就会想着要准备一个银质的碗，有了银碗后，可能会觉得桌子上的杯盘都配不上这副碗筷了，要逐渐把它们替换掉。慢慢地，你会觉得这个桌子也不行了，也要换掉了，甚至安放这个桌子的那栋房子，也好像配不上这些家具了。我知道，他是在用一个写作者或过来人的经验提醒我，欲望是无止境的，一定要善于控制。做人这样，写作也同样。

我一定是圆了父亲的文学梦，实现了他曾经的梦想

记者：您曾说过，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后，最有成就感的不是自己，而是您的父亲。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畀愚：我始终认为我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是偶然的，而且写小说也仅仅是一门手艺、一项工作而已。但从父亲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到他是很有成就感的。我的成长经历跟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男孩子是一样的，跟父亲的关系，就像两个男人之间的一种较量，一向是不太和谐的。他总觉得我这个儿子没有作为，我也觉得他这个父亲挺平庸的，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经历了我们的成长，我的青春期、叛逆期，或者说是青年时期。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经历的，但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又是很敏感的，我能体会到父亲对我写作的关注。每当我发表一篇小说后，他就会去看，试着要来跟我讨论，尽管他说的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心理，因为成为一个小说家，走文学创作这条路，也曾经是他的一个梦想。

我父亲属于小镇知识分子那类人。他读完高中后因为各种原因没能上大学，但是，他热爱文学，也热爱艺术，从小练书法，而且他还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写现代诗，也写古体诗。培养他这些兴趣的是镇上的一位老先生，据说那人是当年南社的最后一名社员。当然，我父亲最终没有沿着这条路往下走，而是成为了小镇上的一个会计，一个一生都谨小慎微的人。

记者：您的家庭环境和父亲对您从事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和支持？

畀愚：因为有这么一个爱好文学、爱好艺术的父亲，所以家里就有一些藏书，还有些俄罗斯或前苏联时期的画作。这些藏书、画作，让我从小就受到了熏陶，也让我变得跟同龄人有了些许差别。我父亲是独生子，我也是独生子，所以我的祖母就特别看重安全。每逢假期，我都是被关在家里禁止外出的。我家房子在小镇上是有点特别的，是那种中西结合带有院子类似别墅的房子。被关在家里的我，唯一能找到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慢慢地，我就开始看书架上的那些书，最先接触到的是俄罗斯文学，还有一些匈牙利诗人的诗作。

我父亲现在已经80多岁了。记得有一次父亲跟我聊天时，他打开一个柜子告诉我，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都收藏在这个柜子里。他知道我是不太会保存自己作品的，有些发表过的作品，经历几次搬迁后，我自己都找不到了，但他那里都有。他就像我的一个资料库，全部为我保存好，我觉得这就是父亲对我最大的支持，这也是作为父亲、长者最大的欣慰。所以我想，自己一定圆了父亲的文学梦，实现了他曾经的梦想。

不管是作家还是其他从业者，都要紧跟时代

记者：有评论家说，相比文坛的潮起潮落，畀愚这20年专心致志只做两件事：10年写当代，10年写民国。不唯速度，不追风潮，依然保持着小镇青年对文学的一颗赤子之心。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和定义？

畀愚：我可以说是在新世纪初走上文坛的。从30岁到40岁这10年里，我基本上是在写当下现实题材的作品，因为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开端的10年都是以短篇小说为主，几乎是写一篇发一篇，就是为了积累数量。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新人，先要在各家杂志社混个脸熟。所以，这10年里我不停地写作，也是挺辛苦的。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刚从小镇到嘉兴，住在一间隔壁是厕所的宿舍里，天气特别热，总有一种味道会飘进来。屋里没有空调，有天晚上写得把电脑都烧掉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年就像一种商业模式，就是要先占领市场，把作品投向各个杂志社。到后来，因为阅读的关系，我特别喜欢看民国时期的那些传记，还有信札、日记一类的。通过这些文本发现，我曾经以为了解的历史，跟他们笔下对那个时期的描述还是有点出入的，这就吸引着我进一步去阅读更多的那个时期的书籍。这种求证似的阅读，同时也开始了我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创作。

评论家、读者都认为我写的是民国时期的谍战小说，但我觉得不是的，我只是把我要表达与要塑造的放进了那段时期，我写的只是战乱中的个体命运，或者说是谍战者的人生。因为那个时期就是短暂的几十年，而且都处于战争之中，所以，战争是一个避免不了的题材。有时候，了解历史、研读历史，能便于更清醒地去思考我们所要面对的。而这，也是我想表达的。

中间这10年，我写的都是中篇小说。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尝试一下小说的电影化写作，把每一部小说当成一部电影来写，篇幅4万来字，差不多就是一个电影剧本的容量。因此，我特别注意用文字来表达画面感，这可能跟我当年喜欢过绘画有关吧！一种个人情结，也是个人的尝试，这个尝试我做了10年。

至于外界的评价，我觉得都可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应该有各自的看法与想法，这些评价不会影响我想要追求的、想要尝试的创作。

记者：《叛逆者》是一部中篇小说集，由《叛逆者》《邮差》《氰化钾》《胭脂》四部中篇小说结集而成。请问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去创作这类题材作品？您在创作这类题材的作品时，是如何把握历史环境下的意境营构的？

畀愚：2006年到2008年的时候，我在上海社科院读了两年的研究生。待在那里，一个人常会在晚上到武夷路、常德路等上海一些有名的马路上闲逛。当时，脑子里老是会出现在书中描述的民国时期老上海的样子。

我写的第一个民国时期的小说是《胭脂》，小说其实写的是一段跟我家族有关的故事。当时是战乱时期，我的一个外地亲戚要逃难过来，在经过太湖时被绑架了。绑架的就是为了要赎金。在家族里，我的祖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她文化不高，识字也不多，但就是她拿了赎金去跟绑匪谈判，最后把亲戚赎回来了。这个故事一直藏在心里，像种子一样，慢慢随着时间的沉淀，开始发芽，最后形成了《胭脂》这样一部小说。

也就是这部小说，给了我方向。当时，小说发表不久，就有个地产商人想把它做成电影，而且找的编剧都是大伽。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尝试一下，就是小说电影化的那种创作，于是又写了《邮差》《叛逆者》这一系列的小说。其中，还有一篇叫《丽人行》的，也有一部分是我家族的历史。

我是一个小说家，写的每一部作品，都会有自己的影子、个人的好恶、家族的影子与历史等，我想这些是回避不了的，而且也是最宝贵的一部分。

记者：《叛逆者》改编成电视剧后，收视率和评价都非常不错。您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会考虑影视元素的需求吗？

畀愚：《叛逆者》小说改编的成功，其实跟我的关系已经不大了，作为小说的原著作者，我觉得越是热闹的事情，过去的就越快，我们不用太多地去考虑这些。但是，正如刚才我说到的，在写《胭脂》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考虑怎样将影视元素融入到小说的创作中，怎样用故事来包装我想要表达的那个内核，所以我一直在尝试。

其实，这里也有很多无奈。我刚开始创作小说时，已进入到读图时代，现在更是视频为王的年代了。我觉得这是个不争的现实，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有耐心去阅读文字了，大多数人可能是通过视频来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小说创作越发地会面临挑战，科技在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也相信它必然会改变我们的创作。这是一种趋势，也是时代的浪潮，不管是作家还是其他从业者，都要紧跟时代。

记者：《云头艳》是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这是以改革开放初期至今30多年时间跨度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小说仍保有您的悬疑风格，被称为职场悬疑小说。请您谈谈为什么会以当代为背景，创作这样一部职场悬疑小说？

畀愚：《云头艳》以女主人公婉豆的职场生涯为切入点，讲述了埋藏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悬疑和人性推理。这又是我写作中的一次尝试，跟我别的作品比较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另类的。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悬疑的，因为我总觉得只有疑问才会促使我们去寻找真相，我想读者也会这样想的。所以，我在经历了民国题材创作的10年后，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写了《云头艳》。

在写的过程中，我想尽量避免掉入固有的那种悬疑模式，而是想让它更加平实地面对生活的本身，透过表象看到一个不显见的内核，这就是我在这部小说中想要说的。

但有时候创作是不由自主的，刚开始构思《云头艳》时，我只想写一个看似朝气蓬勃、充满阳光，对生活有许多欲望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可没想到，当这部小说写完后，我发现我其实写了好几个人的30年的人生经历。在小说中，我设置了钱新荣这样一个人物，虽然我没有他的人生经历，但我想我们的内心里都会经历着另一种人生，许多感受都是相同的。

包括今天那些所谓光鲜体面的人们，他们也会像钱新荣这样，身上都背负着许多不堪的过往，只不过都掩盖在表象之下。作为一个作家，我应该把它们挖掘出来，让人们知道曾经的过往有许多的不堪，他们最终是掩盖不了的。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小说的主人公放在金融职场里，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曾经我也算是一个不成熟的股民。因为那段经历，就了解了一些金融知识，也跟金融界的人士有过一些接触。所以，我就把婉豆这个人物放在了金融职场里。金融职场是最容易接近财富的地方，因为更接近财富，所以更能呈现出人的欲望，这应该是小说最大的悬疑点。

作为一个写作者，书写这个时代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您刚才讲到，作为一个写作者，要紧跟时代，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用优秀的作品反映时代风貌。对于新时代主题性题材的创作，您有什么计划？

畀愚：由中国作协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就是一个反映时代的主题性题材创作计划，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有幸参与了这个创作计划。目前刚刚完成了一部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是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其实也是我们这代人成长的40年，现在正在修改中，我自己也还处于热血澎湃的状态。小说写了几个年轻农民的成长史，我觉得我是写出了这一代人的爱情的，也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我一直觉得，一部作品，跟一个人是一样的，每部小说有每部小说的命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就像我们，不是每个梦想都能实现，但人生的路必须往前走，同时也会留下一路的遗憾。而且我也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书写这个时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风貌。

记者：能否透露您近期的创作计划？您今后的创作可能会朝哪个方向深入？

畀愚：目前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创作规划，刚刚完成的这部40多万的长篇小说，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会去读一些别人的作品，读一些历史类书籍，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也让自己充一充电。

在前20年的创作中，我以短篇和中篇小说为主，今后的10年，我将专注于长篇小说的写作，并尽量让自己写得更慢一点。

记者：举办“长江文学周”系列活动，是湖北省作协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这对深入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内涵有着重要意义，请您分享一下您参加“中国作家长江行采风”的感受和收获。

畀愚：能参加“长江文学周”活动非常高兴，也很感谢湖北省作协的邀请。通过这次活动，对长江中游像武汉、荆州、宜昌等城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让我又重新回忆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在这个时代里，每个地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蓬勃发展的优势，并以特有的方式在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是很鼓舞人心的。

也因为这次活动，让我有机会来到宜昌。我知道宜昌是一座水电之城，是屈原的故乡，是一座现代与历史深度融合的城市。来到宜昌后，最让我震惊的，是宜昌的夜晚，那璀璨的灯火，跟我见过的很多著名城市的灯火是可以相媲美的。所以，一路上，我也一直跟同行的作家们说，宜昌的特产，除了柑橘，除了红茶外，其实它最大的特产就是水电。宜昌这座来电之城，太富有诗情画意了。